| 据《京华时报》报道，温州动车事故调查专家组副组长王梦恕日前透露，技术层面的动车事故调查报告已经完成并递交，报告提出组织和管理不善是动车事故形成的主因。
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铁路部门谈论较多的是天气和信号设备故障等问题，对公众关注的管理体制问题却往往避而不谈。必须承认，如果仅仅在技术层面查找事故原因、追究责任，而没有深入管理体制的深刻纠错力度，那么本次动车事故的教训就难以真正吸取，全社会安全管理的水准也难以获得有效提升。
长期以来，铁路部门既是现有铁路的运营者又是铁路安全的监管者。一旦运营需要与安全需要发生冲突，这种双重角色就可能导致在决策时忽视安全问题。同样，在事故调查与事故追责中，这种管理体制也容易阻碍对事故真相的一查到底。
因此，对铁路既有管理体制的检视和科学改革理应早日进入议事日程。
要改革现有管理体制，就需从制度上划清运营者与监管者的关系。让公共安全监管回归独立。除了应让铁路检察、铁路法院等像铁路公安划归公安系统那样早日划归检察院系统、法院系统外，铁路的安全监管也须早日独立运作，以确保“裁判员不下场踢球”。
在日常管理中，铁路招投标模式、铁路人员管理模式、铁路投融资模式也必须有更公开透明的制度安排，让市场的充分竞争来增强铁路运营管理信息的透明度，使铁路安全监管既有政府监管也更易接受社会监督、人大监督、媒体监督。
温州动车事故暴露出的安全管理体制问题其实并非铁路部门这一家，类似安全问题在社会不同领域其实都或多或多或少存在着，并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安全事故多发的深层原因。 同样是交通安全，我国在汽车安全管理中也有车辆年检制度安排，但事实上，这一制度近年来却渐渐沦为一些监测机构的“发财”手段，不少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只要给了“好处费”就能顺利贴上年检标识，成为“马路杀手”；在食品安全领域，也出现了餐厨垃圾回收机构居然拿着官办回收资格证公然倒卖地沟油原料、绿色食品标签明码标价的“怪事”。
安全监管是现代社会公共管理必不可缺的一项。这绝不是搞几次运动执法，抓几个犯罪分子，处理几名责任官员能奏效的，而是需要在管理体制上动真格，只有不断集纳民意，及时填补管理体制、机制漏洞才能提供这一重要公共产品。希望决策层能从深入彻查温州动车事故主因入手，举一反三，将更多威胁公共安全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排上改革日程表，让贪官污吏和奸商们无法拿人民生命安全再做权钱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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